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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鲍鸿笑道,“那些名士、清流虽然对于功名、利禄都不在意,但是对于声名、身后名这个东西,可谓是极度苛刻的追求。完全是把文名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
“好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霍光笑道,“这个事情探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察举制度的关系。正是因为对于举孝廉制度的偏执追求,使得整个时代士人对名声的追求也变得如此偏执。”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汉朝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名士对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名人的一句评价,就能立刻抬高一个人的身价。如名士桥玄评价曹操为“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由是声名益重”;许子将也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名气就大震了。
在这种品评人物风气盛行的同时,东汉的正统儒家又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清流派,一个是浊流派。浊者当然是污浊的意思,浊流派主要指那些阉臣、佞臣。清流派主要是那些自我标榜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人之士,其坚决不与浊流派来往。东汉宦官专权,清流与浊流的斗争激烈。所以,谁要是和阉臣、佞臣扯上了关系,就会从清流派下降为浊流派。像孔融、杨修、祢衡就属于纯正的清流派领袖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绝对拥护汉朝的统治,时刻都想着光复汉室,但是由于是文化人士,又标榜清高,不免落入“好名成癖”的深渊。
就汉末而言,早一批刷出名声来的还好一点,毕竟没到这么疯狂的地步,可是派出一大堆的清流名单,也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到什么程度了。
在恒灵交替时期,党锢灾祸,中原大地上清流士人共相标榜,弄出了一个天下名士的排名,最高的号称是“三君”,其次是“八俊”,再次是“八顾”,还次是“八及”,最次是“八厨”。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从这个规范要求之中,我们提取出一句话来说明,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野心家、权宦甚至是起义军首领都明白的,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必然演变成,阻止其他人做其他事的强制行动。
清流人的内部总是划分成,开通务实、勇于担当的一代名臣和不切实际的慷慨之徒,当然也是有投机取巧的机会分子的。而结局每次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和冤狱。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士人来说,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以及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都是属于自我主动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这两条不过是表现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所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如果仅仅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不至于祸国,糟糕的是一边用高标准要求他人,一边沽名钓誉。
其实我认为道德标准这东西,定得太高反而无益,就像子贡赎人不取酬反而被孔子责备,认为阻人向善之路。脱离现实的标准只会让大多数人达不到甚至放弃,而这样一来,就能显得“清流”之人高出众人之上了。他们举着这套标准去死谏皇帝,去弹劾同僚,同时又呼朋结党,自我标榜,造成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和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这个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的说法叫舍本逐末,更有甚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确,表面上看起来,你的确是在驾车的,实际上来说,你特么驾着车朝反方向前进,还美其名曰驾车非常努力,甚至可以为了努力驾车而舍弃生命。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你努力了半天其实就是把整个国家往火坑里推而已。
前面说的那批清流还算靠谱,三君那群人下野跑去颍川弄了个学堂,差点就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要不是曹老板自己懵逼了,急着要做什么魏王,顺便还坑死了荀彧,最终如何还不一定呢。
但是越是到了汉末最终阶段,可以说是社会越来越浮夸,清流也越来越不靠谱。
就说最耳熟能详的清流代表‘孔融让梨’吧。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介绍了孔融出名的3件事情:一,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门第高,是文化大族;二,孔融幼有奇才,“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而孔融偏偏要去“欲观其人”,他就对门人说是李膺的“通家”,并且一语惊人,被名士李膺评价为“高明必为伟器”;第三,他是个大孝子,救了张俭被官员察觉,与哥哥、母亲争着承担死刑,赢得了清名。这3件事后,孔融就出名了。
孔融是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始终要保持自己的清名,不愿与浊流派为伍。他认为黄巾军起义,主要是没有做好教育工作,于是就“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但在那个天下分崩离析的年代,他的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滞后。为了保持清名,孔融在领兵打仗时就显得过分拘谨,往往不能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难,因为才器粗略,思想空乏,所以没有成功。
袁谭攻北海,双方战斗自春至夏,战士仅剩数百人,流矢像雨一样射来,城内已经短兵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晚上城陷,才逃奔山东,妻儿都被袁谭所掳。
范晔说孔融“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虽然孔融被袁谭围攻时显得很“大度”,“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是“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终究有点讽刺意味。
司马彪也说孔融“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政也”,说孔融虽然标榜儒家正统,可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妙计良谋,只是爱虚名而已。
唯一的政绩就是北海为相时期,孔融到北海后召集士民,聚兵讲武,下发檄文,又亲写书札,与各州郡通声气,共同谋划。因讨伐黄巾军张饶战败,而转保朱虚县。慢慢集结官吏百姓被黄巾所蛊惑的男女四万多人,再设置城邑,设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对待国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小的善行,也都以礼对待。国人没有后代及四方游士有去世的,都帮助安葬他们。因颇有政声,被时人称为“孔北海”。
这纯粹就是靠各种乱七八糟的‘礼贤下士’刷出来的,真要说什么民生,恐怕很多地方官都能够做到。当然,搞学校这个,就要考他的名声带起来了。但是,总的来说,说他没有太多真材实料实在是没说错他。
后来同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匠,又升任少府。每逢朝会访问召对之时,孔融常引证定议,公卿大夫都不过挂名而已。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融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真要说起来,毕竟他作为清流名士,一心忠于汉室,所以在各个方面和曹老板唱反调。
但是,即便是政治斗争也是要看头脑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唱反调就能够有用的。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战败,一下子感到自己的人才还是紧缺,在陆地作战还可以,在水上作战根本不行,离收复江南、统一天下还比较远,于是就一方面整治水军,“作轻舟,治水军”,另一方面招揽人才。由于曹操出生寒门地主,属于浊流派,因此,要想招收像孔融之类的清流派人物比较困难,况且清流派已陷入了有其言无其功的境地,所以,曹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
建安十七年,天子拜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操为魏公,至此,曹操代汉的心情更加剧烈,可这个时候,马超在关西作乱影响曹操的统一大业一时又制止不了,于是又归根到人才的匮乏上,这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两道求贤令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破儒家道德取士的规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不管是品德好的还是品德坏的,都予以录用。
而在曹操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下,以孔融、杨修、祢衡为领袖的清流派仍然我行我素,空论朝政,建立不出功勋,提不出良策妙计,当然为曹操看不起,而且他们还经常侮辱曹操,为曹操所杀,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说,孔融之死不光是纯粹的恶心曹操,和曹操不合作、和曹操有私怨,孔融之死,反映了汉末的品评人物已经落入了不能务实的深渊,好名成癖,通过品评人物已不能为朝廷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也表明了汉末清流派正统儒生,已经陷入了僵化的境地,不能权变,不能紧跟形势发展,已经不合时宜。
而现在汉末的局势,十常侍或者外戚相对来说比曹老板要好上不少。而那些士人虽然经历王莽的挫折和丞相不断被杀的遭遇,依然没有停止对于人间政治的美好理想的追求。当此宦官横行不轨,天下怨声载道的东汉晚期,他们奋起抗争,诛杀并严惩不法的宦官子弟、亲族,以此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纯洁,为生民伸张正义。
然而,即便是如此,连续两次党锢之祸,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果决的愤然而起,不顾个人‘骂名’,直接拿下这一切的根源,拨乱反正,荡涤污秽,靖平天下,也不能说霍光骂错了他们。(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