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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公司的这次严打行动，时间定在了秋收以后。虽然公司今年减免了各地的赋税，但那些地方官员和小吏必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依然会疯狂压榨百姓，将今年本应该减免的赋税据为己有。
前明的整个官僚系统都已经彻底烂掉了，就算各地的底层官员、小吏，屁股也都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他们也是这次公司打击的重点。
其次就是各地的黑恶实力，包括城镇地区的城狐社鼠和广大农村的青皮无赖，都是这次严打的目标。
为了保证中原各地区的稳定，远东公司董事局委员会对这一次严打行动比较谨慎，而且此次严打的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尽量收集各种证据，争取把每一个案子都办成铁案。
但是在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所有常委和委员的态度都非常统一，那就是把这些社会的垃圾渣滓，干净彻底的清除干净。
严打的打击力度，也要本着“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争取在这次严打行动中，把社会上那些欺善怕恶、欺软怕硬的地痞无赖、嘎杂流痞一网打尽。
明代自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士绅地主也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兼并土地，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
农村产业人口开始分化，自耕农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全家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成为游民被迫流落到城镇地区。
这些人想要活下去，只有做官绅家人、官府衙役、逐末经商、游手好闲这几条出路。大量天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无赖地痞，就开出一片自己的领地，站稳脚跟，欺压周围百姓。
明代的地痞流氓一般被称作“光棍”，“没头鬼”，“刺虎”，他们活跃于城市和四乡市镇，不靠打工做生意度日，成群结党，横行街市间，来往于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钱财。
专门从事打行、访行、撞太岁、扎火囤、欺行霸市、暴力垄断、敲诈勒索、强取豪夺、诳骗偷抢、拐卖人口、放贷聚赌等等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比如专门做拐卖人口勾当的人，明朝失踪人口大都与他们有关。他们或窜入家中，或藏于暗处，伺机给小孩喂食哑药，然后将小孩带走，卖与妓院或宫廷充当太监，种种恶行简直令人指。
平日里官府衙门缉拿江洋大盗，单凭官府自己的力量不行，也要雇佣当地的一些流氓无赖充当耳目，替衙门明察暗访，打探消息，以此从中获取钱财。
这就让这帮流氓地痞有了勾结官府小吏、衙役的机会，通过贿赂、分红等手段积极营造关系网，让官府的小吏、衙役充当他们的保护伞，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有着完整利益链的黑恶势力。
明代城镇乡村的流氓，不仅成群结队人数众多，还都是有组织性的聚集在一起，在神庙里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合伙做坏事。
他们肆无忌惮，进常在社会造成动荡，平时祸害一方，甚至威胁官府。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在城中大肆抢劫。
远东公司动中原战役期间，各地都生了很多趁乱奸淫掳掠的事件，虽然当时远东军狠狠的杀了一批，也确实极大的震慑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这些毒瘤。
所以公司动严打行动，势必要对这些平时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做一次彻底清算，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对流氓地痞中情节严重的恶分子和骨干分子要斩尽杀绝，剩下的那些城狐社鼠、嘎杂流痞，也要根据情节，将他们送到公司各地的苦力营接收劳动改造。
除了坚决打击各地的黑恶势力和城狐社鼠，公司在这一次严打行动中，还要坚决处理一批各地农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
这些地方乡里的豪强地主，平日里在当地仗势欺人，巧取豪夺，坐地分赃，倚仗权势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让我当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很多地方上的恶霸，其实本身就是强盗头子，纠集一帮凶悍的匪徒横行乡里。肆无忌惮的欺压当地百姓，甚至犯下累累血案。
情报部利用几年的时间，在大明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明末各地基层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个例，甚至有些地区非常普遍。各地的底层百姓生活极端艰难，简直人不如狗。
明代基层地方县城，分为官、吏、役三种，官就是县衙里的官老爷，是吏部在册的官员，吃得是国家的财政俸禄。
每个县衙只有县令（县长）、县丞（常务副县）、主簿（府办主任）、典史（公安局长）这四个是官。有些比较重要的县城还会配一个巡检，但那是非常设的官职。
吏是县衙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的负责人，是朝廷有定编的干部，职权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但很难升职为官，即便奋斗几十年，运气好也就能做个杂佐小官，
吏是操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但是地位很低，当时的职官往往“视吏卒如奴仆”。但是他们明习法令，熟悉政务，虽受官讥斥，但官离不开吏，吏也离不开官，进而双方构成一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的态势。
他们只负责抄写文书，只有办事责任而无决策权力，地位低下，权力微弱，但却也不是任人摆布，吏有实职，有时甚至是掌有实权的微贱之人。
县衙里的役，也就是胥，是没有编制的编外人员，是在官府指挥下从事听差跑腿等杂事的走卒，一部分隶属“班房”，俗称“三班衙役”，另一部分直属知县，如收、值堂、跟班等。
工资一般都由县令张罗，相当于现在城管的临时工，负责干一些杂活、累活，以及打人的活。
按说役员只是县衙里的临时工，待遇如此苦逼，应该没有人愿意干才是。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在县衙做个临时工，每年各种油水都不少，很多都是肥缺。
明末时期，各个地方县衙甚至有大量的白役，也就是什么工资都不要，争着抢着、哭着喊着上门帮着衙门干活。他们当然不是傻子，这其中当然大有玄机。
这些官府的胥役，在衙门的地位最低，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在官府主要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站堂、看门、传唤、传送文移，押解官府物品等诸多杂事。
官府衙门对他们经常进行压榨，一旦办事不力往往会被打板子，还要替人受过背黑锅。但回过头来他们对平民百姓却像野兽般疯狂，在民间的声名最坏，对百姓压榨也最狠。
而胥吏也会相互勾结在一起，凭借他们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只要稍微在中间做一点手脚，就可以很轻松地欺上瞒下，进行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并从中牟取私利。
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将权力私授给胥吏，自己只管拿银子，其他事任由其所为。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使得平民百姓受人欺压迫害，有冤不能讼，有屈无处申。
而且胥吏也是各地土豪劣绅、黑恶势力拉拢勾结的主要对象，这也是明末各地普遍存在的“豪家恃势鱼肉小民，未有不交结胥吏者。胥吏贪其贼赂，未有不甘心不为之指使者”的社会丑恶现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