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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的外交体系当中，因为相应的科技发展，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常驻在国外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的成员，想要接收到国内的命令，更多是一个电报，一个电话或者是直接使用网络联系就可以。
但是古代在没有电报，电话甚至是网络的情况下，想要出现一个常设的外交使节团体长期派驻国外进行外交活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战国策》的相应外交描述而言，比如说“苏秦以连横说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忽于至道，皆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在这篇战国策的篇章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其时的外交人员或者是说客一类的存在，更多是有目的才会专门跑上一趟然后才对相关的任务进行处理。
而这么一来，这样的外交方式的效率相对低下就姑且不说，而两国之间有什么大事情想要迅速解决掉，相关人员都得跑上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去到其他国家才会有人就这个事情进行解决磋商。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跑断腿的差事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香饽饽”的工作。
这个跟当其时的外交体系有着很密切的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时期的政治上，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并起，更替称霸，战乱不断，成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诸侯各自割据称雄，原有经济基础瓦解，地域统治与政权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国际关系由此形成，从而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包含着很多特点。
首先，这种外交思想的萌生是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
“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
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
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思想家，成为此后的各家各派学说的始祖。成仁取义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治律遵法的法家思想、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纵横家。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不同程度的被战国策士们所接受和吸纳，成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感情基调。
可以说，百家争鸣是文化上的纵横捭阖，纵横捭阖是政治上的百家争鸣。
再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广大人民渴望获得安定与和平。新兴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希望能够通过统一来获得继续发展的机遇。
这就为广大游士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土壤。
而游士、策士们作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大一统的历史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诸侯国国君们为了实现其称霸的梦想，不断招贤纳士，汇集天下能人，在国内进行改革，对外合纵连横，扩大影响；而策士们则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的功名富贵和政治前途，不断为各诸侯国国君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贡献着自身的智慧。
因此，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可以说，所有策士的外交思想融合了个人智慧和时代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
《战国策》中策士们受到各家思想的影响和自身所服务的国家的内政的制约，加之其自身的生活背景和政治经历，他们的外交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尤其是《战国策》的国别体叙述性的特征，策士们的外交思想和个人智慧通过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流传至今，更加使得其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战国策》中的外交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发展自己，提升实力，扩大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法则，这一点在战国时代便彰显无遗。
《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使秦国的实力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升，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讲述赵武灵王把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达到“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的效果；《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通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的道理讲述了人才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策士们非常清楚国家力量在对对外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他们的思想也无一不是从发展实力出发，通过壮大自己来“布德”，扩大影响，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外交思想也并不排斥理想主义成分，这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和儒家、道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非但不能表明他们脱离现实而谈道德的乌托邦主义倾向，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其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
谋略向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在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尤其如此。
《西周策?秦败魏将犀武于伊阙》中描述了赵国在秦国即将攻打西周的时刻保存周王朝，从而使赵国在秦魏两国之间受到重视，体现了其权衡利弊，在夹缝中求发展的生存之道；《魏策?五国伐秦》中生动地体现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各国为保全自身而在外交中采取的极为务实的态度和为了现实需要不断更变邦交策略以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
战国策士们往往能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来影射国际关系，提高自身主张的说服力，一些家喻户晓的成语也出自于此。精于谋略，合纵连横的博弈思维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借鉴。
《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通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的道理阐述了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楚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纵》、《赵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等等通过记述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策士们游说于各国之间，宣扬各自合纵、连横的主张，充分表达了策士们根据自身的立场所作出的对形势的推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对“有道”的一种理想主义向往，也是当时看待国际形势的基本视角，这种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审视特定时期内一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在“礼崩乐坏”的动乱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对深入洞悉时代潮流是确保政策正确的前提，而且对“时”的把握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是人的力量的体现，跟“策”的本质一脉相通。
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都认为：“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由于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等学说的影响，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诞生了“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即早期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也都把民众的利益安危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无形中为“和”文化的传播与深入创造了可能。
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深受各家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大同”思想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广泛运用，在主观上创造了“和合”文化的生长土壤；策士们为追求自身的功名，往往在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国君，在为某一个诸侯国服务时也会游走于各国之间，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战国时期各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各异，合纵连横一直持续到秦统一六国。
这种复杂局面随着时间的不断改变从而在形式上不断刷新着不同文化的输入输出方向；而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不断扩大，人员、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势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和平安定和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在本质上和合文化的坚实根基。
和合文化在外交上无形地融合了战国时期周王朝与各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乃至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也是我国古代外交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至今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