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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05年，也就是张嘉师第一次与冒顿会面之后，他就深深的认识到一点，秦匈之间必然有一战，并且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战。
白登山之围的历史典故让张嘉师不得不防备着一点，那就是假如在一开始面对匈奴人的攻势当中大败亏输，那么他应该进行怎么样的应对手段。
诚然，白登山之围事实上是有着诸多巧合而造就出来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不能不认为是匈奴人的势力远比起新生的汉帝国要强势的关键因素所导致的。
……
在白登山之围当中，韩王信此人的存在可以说是造就这个情况的重要开端。
韩王信并非是汉初三杰之一的韩王信，在历史当中，一般是将韩王信与韩王信是分别称呼的。
但是在某个意义上，韩王信与韩王信也算是同一祖宗，但是血缘关系有些疏远。
韩王信是原来韩襄王的庶出孙子，身高八尺五寸。
到了项梁拥立楚王的后代楚怀王的时候，燕国、齐国、赵国、魏国都早已自己立下了国王，只有韩没有立下后嗣，所以才立了韩国诸公子中的横阳君韩成为韩王，想以此来占据平定原韩国的土地。
项梁在定陶战败而死，韩成投奔楚怀王。刘邦带军队进攻阳城时，命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降服了韩国原有地盘，得到韩王信，任命他为韩国将军，带领他的军队随从刘邦进入武关。
刘邦被封为汉王，韩王信随从刘邦进入汉中，就说服刘邦道：“项羽把自己的部下都封在中原附近地区，只把您封到这偏远的地方，这是一种贬职的表示啊！您部下士兵都是崤山以东的人，他们都踮起脚尖，急切地盼望返回故乡，趁着他们锐气强盛向东进发，就可以争夺天下。”
而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向汉王说这段话的韩王信是后来的淮阴侯韩信。
刘邦回军平定三秦时，就答应将要韩王信为韩王，先任命他为韩太尉，带兵去攻取韩国旧地。
项羽所封的诸侯王都到各自的封地去，韩王韩成因没跟随项羽征战，没有战功，不派他到封地去，改封他为列侯。
等到听说刘邦派韩王信攻取韩地，就命令自己游历吴地时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以抗拒汉军。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韩王信平定了韩国的十几座城池。刘邦到达河南，韩王信在阳城猛攻韩王郑昌。郑昌投降，刘邦就立韩王信为韩王。此后，韩王信常带领韩地军队跟随刘邦。
汉高祖三年，刘邦撤出荥阳，留韩王信和周苛等人守卫荥阳。
等到楚军攻破荥阳，韩王信投降了楚军，不久得以逃出，又投归刘邦，刘邦再次立他为韩王，最终跟从刘邦击败项羽，平定了天下。
汉高祖五年春天，刘邦就和韩王信剖符为信，正式封他为韩王，封地在颍川。
而有可能是韩王信有着一定的能力，同时为了防备韩王信，刘邦下令韩国迁往太原郡北面，以防备匈奴入侵。
但是当其时的太原郡的情况虽然没有代郡那么恶劣，但是相对于富庶的颍川郡一带而言，也算得上是一个穷山恶水之地。
或许在韩王信的心里面，刘邦的这个诏令明显是欺负他的封国实力可以说是异姓王最差的一位。
在几个因素的影响下，韩王信有可能是因为感受到刘邦对他的忌惮，或者是对这种不合理的迁国诏令不满，韩王信最终选择的是暗中与匈奴人私相授受：
汉高祖六年春天，刘邦认为韩信雄壮勇武，封地颍川北靠近巩县、洛阳，南逼近宛县、叶县，东边则是重镇淮阳，这些都是天下的战略要地，就下诏命韩王韩信迁移到太原以北地区，以防备抵抗匈奴，建都晋阳。韩信上书说：“我的封国紧靠边界，匈奴多次入侵，晋阳距离边境较远，请允许我建都马邑。”
刘邦答应了，韩信就把都城迁到马邑。
在这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重重包围了韩信，韩信多次派使者到匈奴处求和。汉朝派人带兵前往援救，但怀疑韩信多次私派使者，有背叛汉朝之心，派人责备韩信。
韩信害怕被杀，于是就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起兵造反，把国都马邑拿出投降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汉高祖七年冬天，刘邦亲自率军前往攻打，在铜击败韩信的军队，并将其部将王喜斩杀。
韩信逃跑投奔匈奴，他的部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人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又收集起韩信被击败逃散的军队，并和韩信及匈奴冒顿单于商议一齐攻打汉朝。
匈奴派遣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和王黄等人驻扎在广武以南地区，到达晋阳时，和汉军交战，汉军将他们打得大败，乘胜追到离石，又把他们打败。匈奴再次在楼烦西将地区聚集军队，汉高祖命令战车部队和骑兵把他们打败。
匈奴常败退逃跑，汉军乘胜追击败兵，听说冒顿单于驻扎在代谷，汉高祖当时在晋阳，派人去侦察冒顿，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可以出击”。
刘邦出城登上白登山，被匈奴骑兵团团围住，刘邦采纳陈平之计，派人送给匈奴王后阏氏许多礼物。阏氏便劝冒顿单于说：“现在已经攻取了汉朝的土地，但还是不能居住下来；更何况两国君主不互相围困。”过了七天，匈奴骑兵逐渐撒去。
当时天降大雾，汉朝派人在白登山和平城之间往来，匈奴一点也没有察觉。陈平对刘邦说：“匈奴人都用长枪弓箭，请命令士兵每张强弩朝外搭两支利箭，慢慢地撤出包围。”
撤进平城之后，汉朝的救兵也赶到了，匈奴的骑兵这才解围而去。汉朝也收兵而归。
在之后，韩信为匈奴人带兵往来在边境一带攻击汉军。
而在带领匈奴人进攻汉朝边境的同时，韩王信也决定诱反自己过去的部将陈：
陈是宛朐人，当初不知是什么原因得以跟从汉高祖刘邦。在之后的战争当中，陈被任命为韩王信的部将。
汉高祖七年冬天，韩王韩信反叛，逃入匈奴，汉高祖到平城而回，封陈为列侯，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率领督统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这一带戍卫边疆的军队统归他管辖。
陈曾休假回乡路过赵国，赵相国周昌看到陈的随行宾客有一千多辆车子，把邯郸所有的官舍全部住满。
而陈对待宾客用的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礼节，而且总是谦卑恭敬，屈已待人。陈回到代国，周昌就请求进京朝见。见到刘邦之后，把陈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好几年、恐怕会有变故等事全盘说出。
刘邦就命人追查陈的宾客在财物等方面违法乱纪的事，其中不少事情牵连到陈。
陈非常害怕，暗中派宾客到王黄、曼丘臣处通消息。
汉高祖十年七月，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去世，刘邦派人召陈进京，但陈称自己病情严重。九月，便与王黄等人一同反叛，自立为代王，劫掠了赵、代两地。
刘邦听说之后，就一律赦免了被陈所牵累而进行劫掠的赵、代官吏。
刘邦亲自前往平叛，到达邯郸后高兴地说：“陈不在南面占据漳水，北面守住邯郸，由此可知他不会有所作为。”
赵相国上奏请求把常山的郡守、郡尉斩首，说：“常山共有二十五座城池，陈反叛，失掉了其中二十座。”汉高祖问：“郡守、郡尉反叛了吗？”赵相国回答说：“没反叛。”汉高祖说：“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赦免了他们，同时还恢复了他们的守、尉职务。
刘邦问周昌说：“赵国还有能带兵打仗的壮士吗？”
周昌回答说：“有四个人。”
然后让这四个人拜见刘邦，刘邦一见便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小子们也能带兵打仗吗？”四个人惭愧地伏在地上。
但刘邦还是各封给他们一千户的食邑，任命为将。
左右近臣谏劝道：“有不少人跟随您进入蜀郡、汉中，其后又征伐西楚，有功却未得到普遍封赏，现在这几个人有什么功劳而予以封赏？”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们不能了解的了！陈反叛，邯郸以北都被他所占领，我用紧急文告来征集各地军队，但至今仍未有人到达，现在可用的就只有邯郸一处的军队而已。我何必要吝惜封给四个人的四千户，不用它来抚慰赵地的年轻人呢！”
左右近臣都说：“对。”于是汉高祖又问：“陈的将领都有谁？”左右回答说：“有王黄、曼丘臣，以前都是商人。”汉高祖说：“我知道了。”
于是各悬赏千金来求购王黄、曼丘臣等的人头。
汉高祖十一年冬天，汉军在曲逆城下攻击并斩杀了陈的大将侯敞、王黄，又在聊城把陈的大将张春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太尉周勃进军平定了太原和代郡。[15]十二月，汉高祖亲自率军攻打东垣，但未能攻克，叛军士卒辱骂刘邦；不久东垣投降，凡是骂汉高祖的士卒一律斩首，其他没骂的士卒则处以黥刑，在额头上刺字。把东垣改名真定。
王黄、曼丘臣的部下所有被悬赏征求的，一律都被活捉，因此陈的军队也就彻底溃败了。
刘邦到达洛阳后说：“代郡地处常山的北面，赵国却从山南来控制它，太遥远了。”
于是就封儿子刘恒为代王，以中都为国都，代郡、雁门都隶属代国。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冬天，樊哙的士卒追到灵丘把陈斩首。
而可以说的是，韩王信这个叛汉的诸侯王，堪称是汉初为汉朝带来边地重大变故的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
……
只不过是从另外一点而言，韩王信的子孙并不认同韩王信的想法，在高后时期，韩王信的妻子携儿子韩颓当和孙子一起归汉，韩颓当被封为弓高侯。
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时韩颓当功冠诸军，是汉初的一位名将。
而韩颓当的兄长韩婴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一同归汉。
韩婴在年龄上远大于韩颓当。在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王刘舜太傅。武帝时，与董仲舒辩论，不为所屈。治《诗》兼治《易》，西汉“韩诗学”的创始人，其诗语与齐、鲁大不相同，他推测《诗》之意，杂引《春秋》或古事，与经义不相比附，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皆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燕、赵言《诗》皆本于韩婴。赵子、淮南贲生即其高徒。赵子传蔡谊，三传形成韩诗的王学，食子学和长孙学，学徒甚多。后人认为他的《诗》学不如《易》学精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韩《易》两好之，更从受之。
韩婴在归汉之后，韩婴逐渐成为了一名著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但又尊信孟子，以“法先王”代替“法后王”，以“人性善”代替“人性恶”。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
他吸收周秦观点，并加以改造和更新，认为“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轻谣薄赋”，“使民以时”，避免战争；以“谦德”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即“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国家，近足以守其身”。
为了维护大一统，他主张忠高于一切，孝从属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则宁做忠臣，不为孝子。臣下对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调君而辅之”。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他认为比干“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伍子胥“以谏非君而恶之”，是“下忠”。因而反对廉洁直方，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能上能下，不悯不怨。不耻污君，不辞小官，百依百顺的顺民。
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贵民”的思想。认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养民”。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应节俭，“用不靡时，养不害生”，以达到“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为此，必须“教民”。
他以为“愚民百万，不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提出“国之命在礼”的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
他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继承和发扬荀子“礼起于欲”，“养人之欲，给入之求”的主张，提出“因情从欲”的观点，认为“人的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
他同样否定孔子“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对百姓“教御以礼义”，认为“百礼洽则百意遂，百意遂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雨天道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