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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嘉师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帝国对于人口发展可以说相对而言比较重视的。
但是严格来说，张嘉师在成为了一地军政长官甚至是成为眼下大秦帝国的执掌者，不得不认为一个事情是相当有道理的，那就是即使是秦帝国或者是始皇帝时期对于发展人口有着很重要的认识，但是始皇帝时期的国策很多时候是不恤民力的表现，所以严格来说，秦亡于始皇，不无道理。
在始皇帝时期，徭役繁重这一点应该是需要刨除秦律的相关描述来作为单独论证的。
因为秦律的徭律看起来是相当人性化的一条律令：
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所征发人数已足，应尽速送抵服役处所。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
征发徒众作城邑的工程，要对所筑的墙担保一年。不满一年而墙坏，主持工程的司空和负责该墙的君子有罪，令原来修墙的徒重新修筑，不得算入服徭役的时间。县应维修禁苑及牧养官有牛马的苑囿，徵发徒众为苑囿建造垫壕、墙垣、藩篱并加补修，修好即上交苑吏，由苑吏加以巡视。
不满一年而有毁缺，令该县重征发徒众建造，而不得算入服徭役的时间。满一年而缺毁，墙面超过三方丈的，由维修的县补修；不到三方丈大，以及虽未满一年而有人私加破坏由之出入的，令该苑即自行补修。
县所维修的禁苑，不拘离山远近，如因土质不佳不能耐雨，到夏季有所毁坏，不必逐步补修，要做秋季无雨的时候兴徭役修筑。
苑囿如临近农田，恐有动物及牛马出来吃去禾稼，县啬夫应酌量徵发在苑囿旁边有田地的人，不分贵贱，按田地多少出入，为苑囿筑墙修补，不得作为徭役。县不准擅自拆改官有的房舍衙署，如需拆改，必须呈报。如要使用城旦、舂扩建官有房屋衙署或加以修补，即可进行无须呈报。
县进行经常性的及经呈报批准的工程，由吏估计工程量，如施工时间超过或不足两天以上，以不察论处。县以上的征发，如估计工程量不确，与县同例。估算工程量，必须由司空和匠人一起估算，不得单令匠人估算。如所估不实，对估算者依法论处，再按实际情况计算所需服徭情况计算所需服徭徒众的数量。
然而这个事情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卵用。
别的不说，光是从几个秦帝国时期的帝国工程的情况而言，一般的徭役是很难满足这样的人力需求的。
……
第一个作为需要大量人力来修筑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驰道级别的大型道路体系。
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始于秦朝。
而直道可以说是驰道级别道路最为著名的一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竭尽全国人力、物力，从事两项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建设，一为修筑长城，一为“治直（道）、驰道”。驰道的多数路段，是利用战国时各国原有的道路，加以沟通、连接或进一步拓展而成。直道则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军工、民工突击修筑的国防道路。起自甘泉宫，止于九原郡，长“千八百里”。路线大体南北相直，因称“直道”或“秦直道”。
史志文献对“秦直道”有多处记载，但都十分笼统。西汉武帝时，太史公司马迁曾走过了“直道”全程，但他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仅写出“直道”的南北起讫点，未具体列出途中经地。《元和郡县志》《州志》《括地志》等一些全国范围或州县范围的志书，也只点出大概方位，没有详确记载。因此，秦直道的具体走向，仅靠古文献所记难以判定。
《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经行秦直道后，感慨万千。《史记》：“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资治通鉴?秦纪二》记：“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郡），抵云阳（县），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宁州?襄乐县》记：“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二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此乃黄陵县艾蒿店至五里墩一段直道。
清康熙《郝州志》记：“圣人条：州西子午岭，详记事。又保安（今志丹县）有圣马道，在县东七里（应为七十里）。云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夏州），人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此指今富县西境子午岭上一段直道，遗迹保存较完整。
《州志》又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帝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按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条，宽阔可并行车二三辆，蜿蜒转折，南通嵯峨，西达庆阳，疑即（蒙）恬所开者。”即圣人条与秦直道为一途。
《史记?匈奴列传》引《括地志》记：“胜州连谷县，本秦九原郡，汉武帝更名五原。秦之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在焉。”又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应为东）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
唐之庆州华池县在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南30余公里处的葫芦河西岸，位于子午岭西侧。所记“秦故道”，即位于子午岭上的直道。
后世认为秦直道的路线图有着几个：
秦直道由云阳林光宫首途，就进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
也就是说，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中，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的石门关，北行至凤子梁，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岘、南站梁，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宁县湘乐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省合水县的黄草崾岘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沿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秦直道与明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延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出长城，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重合之处长达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
第二个说法是秦直道由甘泉宫故址经由安塞县境达于榆林市南鱼河乡的上郡。
但具体经行哪些地方，横山地区并没有留下像子午岭那样明显的道路遗迹。多次在横山和毛乌素沙漠中探寻考察，发现自安塞县镰刀湾东北起，沿芦河东侧，汉代烽火台连绵不断，距汉烽火台约1公里处，断断续续有宽阔的古道遗迹，故初步判定秦直道至横山后，是沿芦河东侧北行，至横山县响水堡渡无定河，复沿榆溪河侧畔北行，出秦长城，过毛乌素沙漠，至内蒙古红庆河，直达九原郡。
而后世认为，秦直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在距今2200年前，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沿着山岭和沙漠草原修筑出的长达700余公里、宽50米左右的车马大道。而且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选线、改线、施工、建筑驿站、邮亭等任务，其速度之快，工程之艰巨，在中国乃至世界筑路史上可谓奇迹！直道修成以后，除在军事上收到威慑的效果以外，对于南北政令统一、经济开发和文化交流，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秦汉强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三十六年（前211）大规模向无定河以北移民。汉元朔二年（前127），元狩四年（前119）、五年（前118）、始元二年（前85）亦先后四次在朔方实行军屯、民屯。秦和西汉推行这些移民实边措施，都是以咸阳、长安通往上郡的直道、驰道为依托。军屯、民屯之后，使得本以“畜牧为天下饶”的长城内外地区，却以“饶谷”、“多畜”并称。即由原来的畜牧区，变成了半农半牧区。
当时上郡人口达六十多万，比发达的汉中郡还要多。隋唐时的抚宁县，由于谷粟产量日增，“厥宜粟，米汁如脂”，因之，到宋以后改称“米脂县”。1952年以来，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等地，出土汉代画像石五百余块，刻有“牛耕图”、“谷物图”、“放牧图”、“拾粪图”以及“杂技图”、“击剑图”等等。
这些内容与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南阳和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石极为相似。联系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关东贫民徙北地、西河、上郡数十万人口的历史记载，道路交通为移民创造了条件，内地人民移居朔北随之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方面的东西，随移民传播，最后活跃于画面，也就很自然了。
……
先不说秦直道以及其他驰道级别道路对于秦帝国的军政到底是有何帮助，但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堪称真的是要比起修筑长城要雄伟得多的秦帝国国家工程而言，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而秦帝国的官员为了保持一定的修建速度以及其质量，那么对于治下民众的徭役安排，必然是沉重非常。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在汉人贾山在《至言》当中的描述，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d73b，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天下未尝亡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亡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衰麻，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