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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玄武门之变”，“金匮之盟”这两个算得上是先后对传统继承制度有一定影响的事件之外，最后一个则是起源于清朝康熙时期末年，而正式奠基在雍正时期，一直沿用到道光年间的秘密建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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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建储制度，又称之为密建皇储，是皇权****和传统宗法社会里，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是关系到国本的大事，怎样合理平稳地交接皇权成为清初历朝不断探索的题目，直到雍正朝以后才更趋成熟。密建皇储制度正是雍正在废弃公开建储制后而建立的皇位继承人选择制度。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四子宝亲王弘历成为清代第一个以秘密建储制继位的皇帝，是为乾隆皇帝。乾隆帝在对历朝历代的建储法详加比较剖析后，认定秘密建储“实为美善”，进一步将秘密建储确定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建储家法”。乾隆以后，自嘉庆到咸丰，都是按秘密建储制继承皇位的。秘密建储与公开建储相比较，避免了皇子之间为夺取皇位而发生的残酷争斗，对稳定政局具有一定作用。
在中国历史当中，按照封建宗法制原则，通常实行公开的嫡长子继承制。
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沿用中原各王朝立嫡长子的做法确定皇位继承人。康熙十四年（1675年）下诏册立嫡长子胤为皇太子。康熙帝多子，在位时间又长，过早地公开册立太子，造成了康熙帝和太子间、太子和诸皇子间的矛盾和纷争。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使皇权受到了威胁，政局也因此动荡不宁，康熙帝不得已两次废皇太子允。
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次废皇太子后，康熙皇帝再没有公开建储，致使康熙死后雍正帝即位成为一大历史疑案。一说雍正帝遵遗诏即位，即康熙帝临终前，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克承大统”；一说雍正帝“矫诏篡位”，即康熙帝临终前遗诏“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皇十四子胤原名胤祯)，皇四子胤将“十”改为“于”，将“祯”改为“”，于是康熙帝遗诏就成为“皇位传于四子胤”。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雍正帝虽是康熙朝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的胜利者，然而，争夺战的严重后果给予雍正的教训是深刻的，因而在即位后，他断然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建储。
（然而这个说法，更像是一个笑话。因为当其时的十字是繁体的拾而非简体的十，而至于于字，则是於这个写法。若是真的只不过是修改文字的话，恐怕再高明的文字学家都做不到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
而关于这一次首次尝试的秘密建储制度，这是起源于清朝历史上的九子夺嫡事件。
九子夺嫡，是指清朝康熙皇帝的儿子们争夺皇位的历史事件。当时康熙皇帝序齿的儿子有24个，其中有9个参与了皇位的争夺。九个儿子分别是：大阿哥爱新觉罗?胤、二阿哥胤、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八阿哥胤、九阿哥胤、十阿哥胤、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最后四阿哥胤胜出，在康熙帝去世后继承皇位，成为雍正帝。
康熙十五年（1675年），康熙立二阿哥胤为皇太子（2岁），日后皇太子变得骄纵与蛮横并结党营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的理由，宣布废除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大阿哥胤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八阿哥胤，理由是“术士张明德尝相胤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严加提防。胤小时候被大阿哥的母亲惠妃抚养，故大阿哥对他感情较好。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胤勾结胤，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恢复胤太子地位。康熙五十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下诏废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
胤再度被废之后，八阿哥胤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四阿哥同母弟），九阿哥胤、十阿哥胤?附庸八阿哥胤。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胤在太子首次被废后，敢于为胤说好话，属******。胤二度被废之后，胤看到胤绝无复立之可能，开始结党营私，窥视储位。这时形成了以胤为首的四爷党和以胤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故于畅春园，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清圣祖孝懿仁皇后之弟）宣布康熙遗嘱宣胤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日后八爷党人惨遭迫害。九子夺嫡以雍正取胜告终。
雍正为防止再出现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惨剧，从此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不再公开设立太子，由皇帝写诏书并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直到皇帝驾崩后人才能打开并宣布继承人。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时宣布：“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雍正帝命诸王大臣共议这种做法，诸王大臣均无异议。雍正帝遂命诸臣退下，只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当面将密封的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后来，雍正帝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
这个制度规定，由皇帝亲自密写储君谕旨一式两份，并密封收藏于特制的匣内。其一置之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则由皇帝自己随身密藏起来，以便他“归天”之后，该谕旨与“正大光明”匾后的谕旨相互对证，而后生效。所以要作出如此规定，很可能是雍正帝本人夺位阴谋成功之后，总结他自己过去经验，并为防止皇子之间今后为争储位厮杀所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吧。这样一来，雍正时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朝虽没有预立太子的制度，然而在皇帝的心目中，却早已筹划好了由谁继位，自从创立秘密建储制度并采取一种两相对证的契约式密诏之后，就避免了有人从中捣鬼，或一些权贵大臣暗中插手，从而对于缓和皇权斗争，巩固当时的统治和全国的政局，起了一定的作用。
雍正之子弘历的皇储地位，是在雍正元年确定的，并首次使用了上述密书缄盒的办法。据史书记载，雍正元年八月的某天，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员，对他们说了一番康熙因立储问题而“身心忧悴“的话，接着宣布了谕旨：“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1]雍正帝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庄亲王允禄等王公大臣们把两份密诏启开核对吻合后，即由弘历继位，乾隆成了清代在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第一个接位的皇帝。乾隆皇帝对他父亲的这一做法极为赞赏，给予高度评价，说此举“人心翕然”，这是“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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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秘密建储制度一直沿用到道光年间：
乾隆皇帝曾两次秘密立储，第一次在登基之后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举行，不幸的是太子永琏只活了三岁就夭折早殇了。第二次再书密诏藏御书，即又过了三十五年，这就是乾隆帝于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启开乾隆三十八年所藏御书的匣，宣布禅让给嘉庆帝的密旨。
此后，嘉庆、道光和咸丰几代皇帝，都是根据这种秘密建储方法即位的。如今，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立储密谕均已亡佚，唯一还保存完好的一份，是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朱笔亲书满汉文立储御书，上面写着两行汉文字是：“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在后一行汉字的旁边，又书了“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的满文。
而秘密建储制度的废除，主要前提就是继承人问题。
咸丰皇帝只有同治皇帝一个儿子，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度毫无作用，除非咸丰皇帝不想传位于他的儿子。
而同治帝以及光绪帝两人都无后，而且其实权旁落，秘密建储制度更加没有实施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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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秘密建储制度实施之后，是否能够避免继承问题的争端？
历史记载了两个事件，则是说明了这一种做法无法有效避免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弘的谋反：
爱新觉罗?弘（16941742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之孙，理密亲王爱新觉罗?胤长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之侄，子凭父贵，弘自幼深受祖父喜爱，养育宫中。
雍正元年五月，雍正命理郡王弘携家人迁居至京郊昌平郑家庄府邸居住（之前弘的理郡王府位于京城内）。
雍正六年五月，晋理郡王弘为和硕理亲王，成为同辈中爵位最高者。
雍正帝十分关心弘，弘亦于奏折中称呼本是叔父的雍正皇帝为“皇父”，但他并未被委派一些重要任务，其间多参与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譬如雍正九年，雍正的元配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去世，弘即出任使节赞册宝。
乾隆四年（1739年），（熹贵妃之子）乾隆帝弘历登基後，以“心怀异志”等罪名，革除弘亲王爵，除籍，改名“四十六”，囚禁景山东果园。本年十二月，将本身黜去宗室，改名四十六。
乾隆七年壬戌九月二十八日卯时卒，年四十九，无谥。后由其第十弟弘?袭理郡王爵，谥恪。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奉旨复入宗室，复其原名。
而除了弘之外，还有本身是乾隆皇帝亲兄弟的弘时，同样也参与到夺嫡事件当中：
爱新觉罗?弘时（1704年3月18日－1727年9月20日），清朝雍正帝第三子，乾隆帝的异母哥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母齐妃李氏。
后世认为，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帝的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帝猝死，胤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然而，雍正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周年忌辰，雍正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弘历代其前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
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雍正帝的继位，使允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从实质上看，雍正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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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无论是那种制度，本身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前提。
所以就张嘉师自己而言，他并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一来，张嘉师本身也不是太过于喜欢权利这种东西，陈平等人都很清楚张嘉师的性格偏向懒散；二来，嬴继位为三世皇帝，主要就是始皇帝的遗命，而若是有可能的话，张嘉师本身更希望卸任摄政王这个职位。
只不过对于张嘉师自己而言，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