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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也不是不知道一支部队若是一个兵种占据了主导位置的话，其总体而言的作战效率不见得会高的去什么地方，甚至是比起一些算是合理配置的部队而言，在整体适应力方面，有着不少差距。
但是不得不说一个事情，那就是重步兵在守城战当中所能够发挥出来的效率，确实是非常高。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狭窄的通道当中，手持铁盾的重装步兵虽然不说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敌人想要得到这一条通道的控制权，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
而眼下在云中城的城门通道当中，戈特尔只能够看着那些秦军的重步兵一步步的压制过来，而他并没有太好的办法扭转这一个局面。
若是论及一对一的话，戈特尔也不认为对方能够胜过他，只不过在眼下这个局面，对方绝对不会跟他一对一的作战，因为这不是什么英雄气概的展现，相反，是一种很愚蠢的行动。
没有人会在自己占据了相对优势的前提下，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优势来跟对方进行面对面的作战。先不说在放弃优势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取得胜利，而有可能会被对方轻松翻盘的话，这样的事情可真的没几个人会接受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每当秦军官兵推进一段距离，将成为障碍物的运粮车拉走的时候或者是之后，就意味着有不少的匈奴人或者是那些奴隶，倒在了秦军官兵的刀锋之下。
不过很快的，在知道了城门通道的清理计划相当顺利之后，杨翁子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冒险的想法，那就是既然他已经无法将这些匈奴人围杀在云中城的东面城区内，那么不如让这些匈奴人成为一个诱饵，引诱可能已经出动了的匈奴人主力，发起对云中城的攻势。
……
杨翁子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大秦帝国统一战争的军人，相反，在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的战争当中，杨翁子参与了不少的战斗，只不过相对于当其时赫赫有名的李信以及王翦等人而言，当其时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县尉而已。
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史书自然不太可能会对他的事迹多加描述。毕竟也不会有什么史官会将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县尉身上。
杨翁子真正参与过的大战，事实上也不算太多，在内史腾率军胁迫韩王安投降之后，当其时还算是相当年轻的杨翁子，就被任命为颍川郡的一个小县邑担任县尉一职。
而真正让杨翁子见识到战场的战斗的残酷的战争，是当其时的灭魏战争。
魏国当其时的军事实力，如同已经灭亡的韩国以及赵国一样，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在公元前226年王贲率军攻下了楚国在淮水一带的城邑，然后北上之后，魏军根本无法阻挡其实力并不算太强的王贲军的攻势。
在几次野战当中被王贲击败之后，魏军残部要么困守大梁城，要么龟缩到后来设立的砀郡一带，坐视王贲率军围困魏国的国都。
而王贲尝试性的率军数次进攻大梁城，但是均被固守坚城的魏国最后的精锐部队击退。
而王贲当其时的兵力并不算充足，严格来说甚至连有效围困大梁城都无法做到。
所以在向秦王政请求调动附近的驻军支援之后，王贲就开始思考另外一个攻取大梁的办法。
在经过实地考察以及数次商议，在后续的援军陆续赶来之后，王贲最终确定了水攻大梁城的战术方针。
大梁四周地势坦荡，土层深厚，本就有利于农业生产。另外，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一个气候相对温湿的时期，由于受到黄河冲积、淤积的影响，开封周围河泽密布。“附近不仅有济水、颖水、丹水、睢水等天然水道，还分布有圃田泽、蓬泽、牧泽等天然湖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水网区”，发展了农业灌溉，大梁一带成了当时中原农业最发达的富庶地区。
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曾多次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苦心经营大梁城外围的水网。大梁水道纵横，航运发达。魏国的船只可以驶入韩、楚、卫、齐、鲁、宋等国，促进了魏国与流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凭借巨大的交通优势，大梁在短短十几年间，便一跃而成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富甲中原的商业大都市。
而也就是因为大梁城的水网密布，王贲掘开魏国历代为大梁城周边开发的水利工程，比如说一些连通一些大河的人工运河，将数条大河的河水灌入大梁城所在的低地，最终上演了一幕千古著名的水淹大梁。
而杨翁子当其时带领其麾下的郡兵部队抵达了大梁城之后，就被安排负责掘开某处运河堤坝的任务。
而在随后的水淹大梁的作战当中，给予杨翁子的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景象。
时值初春，正是春汛时节，秦军冒雨兴工，王贲亲自催督，水渠终于修成完工，加上春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越发浩大。随着王贲一声令下，决堤通沟，洪水泛溢，大梁城顿时变成一片泽国。城墙长时间浸泡在水中，不免颓坏崩塌，秦兵乘势而入。
杨翁子当其时就率领其麾下的郡兵部队，跟随着王贲麾下的其他袍泽，登上了一叶叶的木筏，然后向大梁城发起最后的攻击。
……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张嘉师看到了这一段记载，心中很是好笑。
因为魏国的灭亡，非一个信陵君以及一个阿衡就能够挽回的，也许再加上魏文侯时期的诸臣，还说不定有回天之力。
信陵君在最后一次合纵伐秦的时候，其声望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公元前247年，魏无忌派使者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得知魏无忌担任了上将军，都纷纷派兵救魏。魏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震动了天下，各诸侯的宾客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
而因为河外之战的惨败，代理秦国国政的吕不韦（其时秦庄襄王很有可能已死，秦王政初登基，国政由吕不韦辅助处理。）忌惮信陵君，因此派人持万金到魏国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同时派人到魏国境内假装祝贺信陵君登上王位，因此魏王更加怀疑信陵君，于是派其他人代替信陵君执掌魏国兵权，五国攻秦计划失败。
信陵君从此心灰意冷，回到魏国之后，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之后（公元前243年）去世。从此魏国失去最后支撑的顶梁柱，18年后，魏国被灭。
至于阿衡，也称之为保衡，是指商朝时期的贤臣伊尹：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于天意，所以，可以说伊尹是太上教师。他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可见伊尹是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就魏国跟秦国在公元前225年的巨大差距，一个信陵君跟一个伊尹能够做到什么？
……
在水淹大梁当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梁城当时与黄河并不搭边，后人看着地图，看到了黄河流经开封，就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秦军同时也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然而……
当其时的黄河并不流经大梁。
黄河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流域是有所记载的。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后世总结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
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而从这些记载描述，以及后人总结出来的黄河当其时的河道，黄河在后世的花园口东面一段距离，就向北流向太行山南部，光是这一段距离，就可以说与大梁城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