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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汉朝初期甚至是到汉朝中期，并没有人数上的相对优势。
就以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而言，汉朝长安朝廷与七国叛军之间的兵力总数，已经达到了将近一百万，这个数字还只是双方之间的交战兵力而已。而还不包括一些没有被战乱波及的郡兵部队以及戍守长城的军队。
而从这一方面而言，汉景帝时期的大汉帝国总体兵力，保守估计就已经达到了一百四十万左右。
而汉武帝时期的兵力总数也许削减不少，但是从一方面而言，马邑之围汉朝调动了将近三十万军队，这一部分军队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来源自燕国与赵国的诸侯国军力，这一点有可能说明在经历了七国之乱之后，汉朝诸侯王的军事控制权被大幅度削弱，但是这些诸侯国的军队，并没有太多的削减。
汉武帝时期的兵力总数的减少，主要是汉武帝时期采取了骑兵集群作战的方式来应对与匈奴人之间的攻防作战。
这么一来，长城边境除了少部分必要的守卫步兵部队之外，相当一部分军队被骑兵部队所接替。
可以说，刨除了大秦帝国的大规模骑兵部队编制之外，汉武帝时期开辟了又一个大规模使用骑兵作战的范畴。
……
云中城的部队多达一万三千人，作为一个军事重镇，云中城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戍守军力的要塞。
而若非是如此，九原郡方向也不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派遣一支运粮队，运输粮秣支援云中城。
而相对于这么一个情况而言，云中城没有太多的骑兵，而经过张嘉师的相应调度之后，云中城的骑兵部队，只有一个二五百主的编制。
而余下的一万二千人，基本上就是弓弩手以及步兵部队。
嘛，张嘉师也没有打算让骑兵下马守城，这一种安排无疑是一个很蠢的方式，就算下马的骑士在作战能力上并不差于一般的重装步兵太多，但是毫无疑问，如非必要的话，也没有几个人会真的打算这样做。
张武与景攸两人分别指挥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在东门后面的建筑区对匈奴人设置伏击区域，在某个意义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似乎有些杀鸡用牛刀。而对于景攸而言，他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
景攸作为一个出身于楚地的屈景昭三家之一的景家旁支的一个庶子，在公元前218年被征调进北疆军团当中，担任一个普通的戍卒。
在几年的时间过去，一直到大秦帝国爆发内乱的时间到来，景攸在北疆军团的北地郡一地的军事阅历也许比不上九原郡一带的北疆军团主力，但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他对于匈奴人并不陌生。
只不过景攸虽然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历，而其资历也算是相当丰厚，但是一直到他跟随其他北地郡的官兵归降张嘉师的军队之前，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什长。
景攸不是不知道在这之前，大秦帝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甚至是算得上是作为决定国运的一战当中，大秦帝国咸阳朝廷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作为大秦帝国左将军的张嘉师，同样也在此战大败而归。
只不过景攸不认为这一个情况会意味着大秦帝国灭亡，相反，从他理解到的小型消息当中，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学识以及阅历，分辨出巨鹿之战，大秦帝国一方虽然算得上是惨败，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那些叛乱的所谓义军，事实上也失去了对大秦帝国一举而下的主导权。
王离，张嘉师两支部队分别败走，但是不代表两支部队没有作战能力，相反，若是没有抓住全歼这两支部队的机会，那么对于大秦帝国而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景攸在知道了项羽居然在棘原坑杀了章邯部的残余秦军部队之后，他就知道项羽此人已经无法成事。
因为这些人虽然主要是刑徒所组成的部队，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那就是这一支部队的作战经验相当丰富，在整个大秦帝国当中也能够排的上号。
但是项羽并没有将这一支部队收为己用，而是选择避免出现祸患而一举全数坑杀，景攸就知道项羽的结局不会太好。
他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心中下定了决心，那就是眼下并不是脱离北疆军团的最好时机，而若是有所变故的话，他再离开这个地方也不晚。
景攸之所以会想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有不少同样是从楚地征调，甚至是在同一支部队担任军官的楚地出身的官兵，正在筹划着自己是应该离开，还是趁机夺取北地郡的一些区域的控制权，发动叛乱，响应关东的义军。
说实话，景攸从来不认为这些人若是选择叛乱，会有什么好结果。
别的先不说，若是眼下这些人选择叛乱，并不算是精锐尽出的关中一地，也有足够的兵力平定他们的这一小股叛乱，而更要命的地方，那就是哪怕是在北地郡，他们都别想得到足够的支持，然后壮大发展自己的力量。
关中一带的区域，可以说是大秦帝国的核心所在，而北地郡的部分地区虽然收归大秦帝国领土不过是百年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于大秦帝国的凝聚力不低。
景攸从自己看到过的一些书籍当中，能够知道这是一种起源于商鞅变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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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其最为详细的描述在史书当中难以寻找其面貌，但是商君书对于商鞅变法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而《商君书?更法篇》的内容说明了商鞅变法的一个变革基调，那就是若是有利可图，则是顺势而为。
而《商君书?弱民篇》的部分内容，则是说明了大秦帝国的不少地区的民众凝聚力的强大：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众，国家优待他们，他们就与国家亲近；国家合理地役使他们，他们就与国家同心。国家起用他们，他们就全力以赴。他们与国家同心，国家就不贫乏；他们全力工作，国家的政令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国君抛弃法度，放任人民为所欲为，那奸邪就多了，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以粮谷顶替外出服役，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弊端就不会产生。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守法就是强而又强。
国家兵力衰弱，强大困难。人们都爱惜生命，贪图安逸，拼死赴国难是以难做到的。若拼死赴国难是不难之事，兵力就是强大的。人民若有羞耻之心，那奸邪就会减少。国家赏罚没有差错，奸邪就会止息。敌方在这方面有差错，就会对我们有利。兵力强大，就会产生声威，作战不以任何手段为羞耻就利于用兵。长时间处于有利形势，一定能称王。所以用兵做到敌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强大；做敌人认为可耻的事，国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字其位；君主随机应变，才能万事成功。国这家有常法国君操纵大权，就有利。所以国君以机变之能为贵，国家以稳定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