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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所在部门的前任出了问题。这位前任虽无什么祸国殃民的大能量，却足可以搞垮一个系统、一个地方。在他掌管的王国里，简直是随心所欲地玩弄起老掉牙的权术，随意所欲的抛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刻印着自己标记的东西，别人一时不明白只有他自己清楚，在他掌管的系统里，采取高压手段，不接受的硬灌，不服从的打压，实在不能容的干脆清理掉，整个系统被他搞成了如同充满肃杀之气的阴森森鬼蜮。长着一双无所不明法眼的那位高层领导，识破了他的伎俩，视若儿戏，以电闪雷鸣般的手段一举铲除，顿时拨云见日，随即安排张兴走马上任，接管了这个部门，对张兴来说成了天赐良机。
欧阳兰与张兴再次相聚，提到吴为对反腐也有一番见解，引发了张兴的好奇，特意把吴为约来谈论反腐。
吴为道，我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思考了不下四十年。起初是走后门问题，后来是双轨制下出现的倒爷现象，国企转制的资产流失，连同对文革的反思。文革前夕围绕农村四清运动出现的道路之争、主义之辩，直接促成了文革的发生。如果再往前追溯，建国初期的土改，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可以联系起来进行一番梳理。我对腐败的总体判断是，腐败首先是经济问题。如果调整视角，转换思维方式，就会发现其中藏有转化升华的机巧。贪腐，虽然已成为寄生在社会机体上的一颗大毒瘤，社会却有新陈代自我净化除垢之功、自悟反省之灵性，对大毒瘤有抑制减轻缓解根除的作用。现在已经煨出贪腐生态链，很难单独摘掉哪一环。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利益驱使渐渐形成的生态链。贪腐难除但绝对不是不能根除。贪腐不会永远存在。贪腐事件的密集曝光，紧锣密鼓出台的一系列反腐措施。正在加速贪腐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这样的生态链是寄生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自信只要出现良医开出良方用上良药施以良术必可收到良效，既铲除毒瘤又尽可能缩小毒副作用。同时也渐渐衍生进化出比现在的社会机体更加健康进步的样式出来。人们不必用这样既危害社会又危害自己的贪腐方式去获取利益，这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一种超越，那时的社会将怎样嘲笑今人的不智不仁。
土改时也要给地主留下一定数量的土地以便让他们自食其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的办法。现在的腐败，已经固化为阶层化的行为，面对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于过去面对的剥削阶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赎买的问题。对既得利益集团采取赎买的方式，使他们接受改革，利用手中权力扶植新生经济体。这是以较小的代价较小的风险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生共长的局面。
这个视角一下子吸引了张兴的注意力。
他接下来继续说道，腐败里面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易，交易就有自愿的成分，对于双方是互惠互利，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力求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里面有没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呢？改革开放富起来，这个富起来。应不应该肯定官员们的富起来也是合理的。官员们也同样需要激励啊，你没有安排合法的渠道方式去激励他，他会不会考虑自我激励。老百姓找他办事他不办，会不会想办法激励他办事。如今这个时代，对官员是不是应该激励，如何激励，已经成为再也不能回避的话题了。公开的主张依然是公仆。结果，官员们却背上无官不腐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压力，在全民致富浪潮中又独自承担着经济压力，人为压低官员收入。
官员们要保持简朴的公仆生活，有一个全民贫穷的大背景。又有生活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的制度保证，才不至于使官员们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如今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被打破了。继续让他们长久地保持低薪状态，一旦退出岗位立刻就会沦落为贫民。尤其是官员职业风险上升。面临着问责追责的风险上升，低薪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政治地位的荣誉感和道义上的感召，在这样日常的经济压力面前会失去效力。长此以往也会极大损害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减损他们的公信力。比较那些变身为企业家的同僚们，收入相差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吴为又继续道，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低薪向高薪的过渡阶段，我有幸赶上了实行所谓年薪的时代，比较我那些过去的同事，如今一年或者两年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我如果没有年薪做支撑，日子自然会非常寒酸。这就是工薪阶层的命运。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腐败背后隐藏着一些正当的行为，比如，规定好的业绩挂钩办法，到年底兑现的时候，上级发现业绩非常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如果按照原办法兑现，收入非常惊人，于是毁约，致使下属违法谋取利益。有些行贿者是为了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有些地方官，为地方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远比企业家的贡献大得多，百姓生活在富足适宜的环境中也格外满意。由此我联想到，官员们的低薪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贡献被人为的低估，结果回报率被过分压低，助长了违法牟利。
现在出现了反腐与保护人才、反腐与人身自由的尖锐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如果反腐不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倒退，反腐容易反到自家头上。迫切需要启动良性反腐，加强对反腐的智慧设计，纾解开这个超级纠结。公仆意识随着公仆转变为职业的公务人员，尊重公务职业本身的正当诉求。低薪已经不能反映他们的责任、付出、贡献和承担的风险。反腐要与保护他们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区别开来，才是良途。资本家变身为职业经理人。已经从剥削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官员们也应从腐败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反腐也要解放思想，反腐要与保护人身自由、保护人才结合起来。
我们把腐败过多地集中在官员的身上。无官不腐，其实。如今职场上几乎存在着无人不腐的现象。
亲耳听到吴为此论的张兴，感到吃惊，这样的说法未免打击面也太大了，他知道吴为善于思考，才没有贸然打断，不由得又感到非常好奇。
吴为又道，我曾经研究过银行的内部控制，针对内部人作案。认为如果内部员工作案，一定是管理危机的表现，员工对银行没有忠诚感，为此提出三不主义，即努力使银行员工不想、不能、不敢作案。有人说，银行员工天天经手流水般的金钱，难免不动心，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我用造币厂为例，按照经手钱财难免会发生案件的逻辑，提出造钱的机构发案的概率会更高。事实上。造币厂很少出现案件，道理很简单，那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军事管制。假如对银行采取类似的管制。案件是消灭了，但这样会付出高昂的控制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军事管制下的工作，员工也将丧失人身自由。现在把三不主义用到反腐上也同样适用。让官员们不想、不能、不敢腐败。官员们要效忠于自己所效力服务的组织，组织也不会亏待他们才行，他们自然不会违背组织的要求，对腐败才会不动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组织要体谅他们的处境和要求。这就是我所说的。官员们由传统意义的公仆已经变身转换为公务员，实行工薪制和任期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并完善监督惩处机制，使他们不能、不敢腐败。
修建大坝。人们都会以欣赏的眼光注意到那宏伟壮观的庞大体量，忽视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蚁穴效应，针对违章违纪的行为所建立起来的繁杂监督控制体系如此精巧却很难阻止人们的犯罪行为，事后反思，对于犯罪行为的细节几乎都被事先估计到从而在制度上做了防范安排，令人遗憾的还是不能阻止犯罪。原因在于，如今职场上的职业人所拥有的职业权力，具有内生性，也就是说他从事那样的职业就应该具有那样的权力，这就使任何职业人都多多少少拥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控制权，也可以叫部分控制权，职业活动以外的人很难对职业活动过程进行完全的高度透明的事前事中控制，除非外部人愿意付出非常昂贵的精力和时间去实现对职业人的职业活动进行精确入微的控制，尤其是职业人为了实现私利会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就会进一步增加外部人控制的成本。一般来说，形式合理不能确保内容合理，合理的形式可能会掩盖不合理的内容。由金融活动推而广之，涉及钱财活动的那些章、证、卡、票、表等载体，在交易使用的过程中，常常被赋予无因性的特征，即后一环节的处理行为不必追究前一环节处理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人们如果对那些载体进行了防伪处理，就会更加不必考虑前一环节行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了，这样，经过合理程序洗刷掉来源的痕迹，某些不良行为经过合理的业务程序就会取得正常化、合理化外观，犯罪人只要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整个程序中的某个环节巧妙地切入进去，程序本身就会掩盖非法的内容，可怕的蚁穴效应就这样发生了。这个防范体系的设计是完善的精巧的，但这个体系是由无数个环节细节组合起来的，又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操作的，人会溜号会打个盹，因为太熟悉了变得枯燥而显得漫不经心，因此会充满了大量脆弱薄弱的环节，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和击破。大量的越权违规交易的受益人，往往是集体、单位，而非单个人，根据传统的价值观念，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群体的、单位的利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违法违规交易，相应解除道德上的罪恶感。这是腐败屡禁难止的社会思想文化根源。
制定国家反腐败法，依靠完善的国家机器进行反腐。过去反对公车私用，没有上升到法律。如果上升到法律，公安部门可以作为执法机关，利用现成的监控资源，非常方便，可以保证禁止公车私用常态化。有了反腐败法，举报人不必通过内部上访举报方式，查还是不查，查了以后如何甄别处理，很容易被暗箱操作，可以直接向法院投诉，经过法院受理，启动公检法的一整套程序。
吴为说着说着突然笑了。张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吴为笑道，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只是因为过去一直没有认真对待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业绩第一嘛。
张兴听了这话，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