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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当有人问起故乡，心里总不免茫然。
故乡，是一个萦绕于心，意识却相对模糊的所在。
故乡，那里有我最亲的亲人：年轻时性格暴躁老了又无比慈祥的老父亲及任劳任怨的继母、从小感情深厚却常常因观点相左而拌嘴的弟弟、乡下的姨妈和两个舅舅及他们的家人
还有，山坡小路旁母亲的坟茔。
故乡，是一个生我，却不养我的地方。从小到大，我就随父母四处漂泊，关于那片土地的记忆，如一面打碎的玻璃镜子，在岁月中里忽明忽暗地反射着光芒。相当长的日子里，我并没意识到，这些零星的碎片，其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月10日，终于又踏上了这片久违的土地。8天时间，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行程紧凑，步履却是缓慢的。一路经过的那些地方，让我拾掇回童年和少年诸多的印迹，也很大程度弥补了多年亲情的缺失。
跪在母亲坟前，点上香烛，一边烧着纸钱。姨父和大舅对我说，你要一边烧纸一边对她说话，这样她收到你的钱心里才高兴。他们说，上次我弟弟来这里，还让他们暂时回避，说是要一个人安静地和妈妈说说话呢，还在坟前唱了歌。
我不想说话，并非无话可说，而是说不出来。我认为死人和活人之间，是可以用心灵来沟通的，母亲知道我要说的。当我想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喉咙有些哽咽。我对姨父、大舅和表妹们说，你们不用走开，在旁边就可以了。
我对母亲说，妈，我回来了！
突然泪如泉涌，毫无征兆地哭了。整整17年过去了，在她坟前，我竟然伤伤心心地哭了。小高跪在一旁，也跟着哭了。她说，看见我哭，她也忍不住哭了。她是第一次见我掉泪，后来她说，怎么我哭起来跟她一样呢？
或许，这种情感，在心里已压抑很久，突然间释放了出来。
我乡下的长辈们，他们都老了。
见面之前，大舅已经无数次表达了对我这个外甥的想念，他对我的表妹们说，我想小峰啊！见他一面，我这辈子死都可以闭眼睛了！他的话让我感到愧疚。上次见他，是2000年回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匆匆一别，转眼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见我挎个照相机，大舅对我说，小峰啊，你给舅舅拍张照片吧，我死了好用作遗像。
这话让人觉得怪怪的，他的眼神，却是平静、温和的。大舅一生苦命，受过的苦超出常人想象，直到近几年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但从他嘴里，却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言语，反倒是充满感恩，感谢我的母亲曾经给他的帮助，感谢我这个外甥对他的爱护，甚至感谢党和政府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后来发现，我乡下的亲人，他们是不避讳死亡的。我给大舅拍了照，也给姨妈拍了照，给姨父拍了照，还给他们乡下另外两位古稀老人拍了照。他们的眼神，都是平静、温和的，也是通透的，如夕阳西下，散发着金色的光华。
几十年前，我的亲外公是远近闻名的地主。至今还能见到当初的大宅子，那长满青苔的宝坎、高耸的石牌、宽敞的庭院、窗户房梁上精致的雕花，无不显出当年的尊贵的显赫。外公是知识分子，却是个只知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人，年轻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员，在外挣了钱，衣锦还乡，回来买了块地，修了个宅院，还没享受几年，全国就解放了，这么稀里糊涂就成了地主。小时，记得那些当地的老人回忆，外公是个忠厚人。荒年时，他开仓放粮，救济乡亲。那些穷苦乡亲排着长队去他那里领米，有些人贪便宜，领了米，回家倒进盆里又来排队，他也不加辨别照给不误。外公因此得了个绰号：韦瞎子。就这样一个老好人，在后来文革运动中，却遭到残酷镇压，以至被活活饿死。由于生活艰难，外公不得不忍痛将最小的两个儿女送给别人抱养。大舅说，母亲抱养出去时“已经能拿起一把锄头了”幺舅抱养出去时，还在吃奶。为此，母亲恨了自己亲身父母一辈子。其实，母亲和幺舅，都去了很好的人家，两家人对他们都很好，尤其是母亲，后来还进了石油部门工作，生活最艰难得那些岁月里，除了婚姻不幸，她是几个姊妹中过得最好的，因此也时常给乡下的姊妹们许多帮助。母亲恨了外公外婆一辈子，死了，终于也埋在了故乡的土地，和她的父母永远在一起了。
当年，白果乡有三个望族，吴家、陈家和韦家。相比之下，吴家比韦家和陈家要显赫得多，不仅有好几处宅子，甚至还有一个大大的宗族祠堂。而今，外公的宅院还算勉强保留了许多，而吴家的那些气派得多的大宅子，如今仅剩下一个高大的石头门牌。那高高的石牌上，还抒写着“忠厚培基”四个遒劲的大字，落款“吴克之”想必是当年吴家的某个最有威望的长辈题写。这令我无限感慨。徜徉在竹林掩映的残垣断壁间，我想象着他们当年的辉煌与气派。想起李白的一首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无论你当初拥有的一切是经过多少辈人的努力，上天要将他夺去的时候，一下就全夺去了，无论你心里有多大的冤屈，多大的悲愤都无济于事。变天了！乾坤翻转了！任何的反抗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这就是命运，谁也无法逆转的命运。
在乡下，时间会突然慢下来。乡下的亲人们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原计划只回来四天的，结果一下就呆了八天。我也索性啥都不想，听天由命吧。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时间也慢下来等你。人生就是赶路，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终点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大舅家的上门女婿是个泥水匠，修这幢两层的房子，已经修了整整8年。所有一砖一瓦，砌墙上梁全是一个人完成。打几个月工，挣点钱，就回来买材料修房子，修一两个月，钱花光了，又出去打工挣钱，挣几个月，回来又接着修整整八年了，所有奋斗，都只为一个房子，房子还没完工，他们已经自豪地说：“明年，明年，房子就完工了，你们回来就有好房间住了！”
我乡下的亲人们，就这样自强不息地奋斗者，吃苦耐闹的优良品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的两个舅舅和姨妈，他们的孩子是清一色的女儿，小时候生活艰难，穿的都是我和弟弟穿剩下的衣服。三四岁就开始帮着家人干农活，十二三岁就出去打工挣钱。每次见面，她们都说，二哥啊，我们要是像你那样有文化就好了。在工厂打工，没文化真的好吃亏啊，老板要提拔你做管理你都做不下来啊。可就是这些没有文化的表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纷纷回家要么在县城里买了房子，要么在乡下修了房子。而我这个所谓的有文化的人，至今还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我乡下的亲人们，他们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最以最接近生命本质的方式生活着。
他们以自己想得到的最好的方式迎接我的到来，一大群人啥事情都不做了陪着你走家串户，东游西逛。坐在一起，家长里短地聊着各自的烦恼。长辈们抱怨子女态度不好，子女们委屈地诉说着父母老了不理解他们的想法。诸如此类，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四妹给姨妈买了双新的棉拖鞋，就把姨妈的旧拖鞋扔了，几十年省吃俭用惯了的姨妈为此大闹一场，将四妹的被子床垫统统扔在地板上，还拿着菜刀要抹脖子；大舅和姨父喝高了，在酒桌上就抬起了杠，姨父一怒之下扔下筷子就走了，六七十岁的人，耍起脾气还跟小孩子一样，全不顾这么多亲戚好不容易聚到一块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并不着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这样。他们一喝酒就吵架，吵了几十年。这是他们的方式，看似矛盾深重，其实感情深厚。
老家，哪怕走在县城，都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合江是个劳动力输出大县，这里的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的就很多，打工挣了钱，回来就修房子。看着乡下那一幢幢砖瓦结构的小楼房，还以为这里很富有，其实不然，这些都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街上，很多人依旧穿着破旧而过时的衣服，背篼是他们主要的负重工具，这样的场景在四川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了。
茶馆里，常看到一些包着头巾的老人悠闲地打着长牌，长牌起源于四川，据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故长牌又叫“川牌”合江当地又叫“大贰”一般的长牌，传统川牌是用牛皮纸浸泡桐油制成，一般长14。5厘米，宽3。5厘米左右，牌面由红、黑椭圆点组成，规则据说类似麻将。在这里，打“大贰”的人远多过打麻将和斗地主的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的继父，也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外公，每次赶场，就牵着我的手，去茶馆里沏一杯茶，抽着叶子烟，跟几个老伙伴们打上一会儿。
我没有见过亲外公，却对后来这个外公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我想他老人家了，就偷偷溜上船，跑到他居住的那个小镇去玩。那时，合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轮船，几岁的我，个头小小，一出溜就混上了船。每次，外公都会高高兴兴地给我几分钱买糖吃。外公住的那条老街，铺着长长的石板，邻街房屋全是木结构的瓦房，长条形的门板，每天开门时，要将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关门时再一块块拼拢。街上有一个书摊，有很多我喜欢的小人书。我拿了钱，就跑去书摊看书，1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看五本了，这让我感到满足。有一次，合江到榕山翻船了，据说淹死几十个人。爸妈以为我在船上，都急死了。恰好那次我没坐船，而是跟乡下表叔家的儿子一起，两个人一路扒车去了榕山，路上被货车司机发现了，气急败坏抓住我，却被公路边上干农活的农民起哄，说司机欺负小孩，司机悻悻地把我放了。还有一次，是在夏天，星期六下午不上学，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两兄弟从合江县城走路走到榕山，顶着炎炎烈日走了四个多小时，去榕山街上找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刘二哥”玩，那次也将爸妈急得够呛。
合江的老街上，还有很多过去的老房子。看见这些老房子，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就这么一片片拼接连缀了起来。让我感觉温暖。才知道，原来，对这片一直以为只生我不养我的土地，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那天，给母亲上坟以后，原打算在大舅家吃了午饭就走的。大舅一家人却非要留着吃了晚饭再走，他们已把豆子泡好了，晚上做豆花给我们吃。在家乡，最隆重的款待方式，就是豆花饭。在家乡的每条街道每个饭馆，门前都有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地温着一大锅洁白嫩滑的豆花。跟北方人解释什么是豆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豆花饭是川南地区的一种大众食品，两三块钱一碗的豆花，配上免费的蘸水和米饭，简单清爽，吃得又饱又暖和。豆花不像豆腐脑那样的幼滑，是比豆腐脑粗些又比豆腐嫩些，用筷子可以夹起来，蘸上用酱油、辣椒、葱花、木姜油等调成的蘸水，入口即化，有股豆子的清香味，每一想起，就垂涎欲滴。因此，每次回到合江，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豆花饭。
在大舅家吃完晚饭，天已黑。过江的渡船已经收工了。大舅家的房子还没修好，条件异常简陋，这对我这个对吃、穿都不讲究，唯对住讲究的人而言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午饭后，我就可以推辞掉的，但我实在不忍推掉那浓浓的亲情。
晚上打地铺，铺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睡了一会儿，竟发现褥子上有一条十厘米长的虫子，把小高吓得一宿未眠。而我更是悲惨，大概水土不服，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知道，对他们一家人而言，这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奇怪的是，在这样脏兮兮的环境里，他们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生病。他们的消化系统，早对此有了很强的免疫能力。想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这些城里人啊，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丧失了许许多多人类本应具备的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能力。
大舅的女儿韦小华是个独生女。因为穷，大舅四十多岁才讨到了老婆。舅妈是个脚有点瘸的女人，家里实在吃不起饭了，就嫁到了大舅家，两个苦命的人相依为命转眼已生活了近30年。我的表妹小时候差点夭折，不小心吃了农村用来“打摆子”（疟疾）的药，人事不省，所有人都说不行了，多亏我母亲在医院有熟人，经多方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韦小华小学毕业的时候，交不起学费，大舅想让她辍学，我知道了，就给她寄了300元钱过来，这才勉强念完了初中。韦小华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匡铃，已经8岁了。小那个是儿子，超生的，才一岁零九个月。下午五点半，我和小高按照他们的指引，沿那条田坎路去接她。他们向我描述了她的长相：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长头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喊她：匡铃！她哎地应了一声。就知道我是她舅舅，然后我就拉着她的小手回家了。匡铃跟我的女儿璐雅同年，却比璐雅矮半个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两岁时，她就用小背篼帮爸爸背砖修房子了。豆花做好了，没有酱油。大人就说，匡铃，去打酱油。我肚子不舒服，大人就说，匡铃，带舅舅去回龙湾买药！晚上，还为我们送来蜡烛。这让我心疼不已。这么小的孩子，本该被人照顾的，小小年龄，已学会了照顾别人。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又专门送她去上学，也想顺便去看看她学校的环境。结果，大概是害怕上课迟到，在泥泞的乡间田埂路上，她走得好快，我根本跟不上她的步伐。
匡铃的学校，教室是解放前吴家的另一个大宅子改建而成。去年夏天，政府发现有几件教室成了危房，说是推倒重建。结果经费至今没有着落。11个班只有5间教室，只要中间隔断一分为二，孩子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纵然如此，还是无法装满所有的学生。因此有一个班级干脆就在一个临时的搭建的简陋棚子里上课。在清晨飕飕的寒风里，孩子们开始了每天的早读。脸和小手被冻得红红的，却读得那么认真，我的心一阵抽紧。
老师们见我拍照，认为我是记者，围上来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听着，心里却感到难过。记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神圣的职业，是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维护者。可是，我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所谓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默默地拍了一些照片，给老师们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地址、qq号。我告诉他们，虽然能力有限，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这时，表妹们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他们拦了一辆翻斗车，正好要去白米镇上的，大家都在等我呢。于是匆匆作别。
公路，无法想象的泥泞。一路颠簸，忍无可忍，下车拍了几幅照片。这条已经修了14年的公路啊，真希望合江的县太爷们的小车能来这儿开一开。
临别时，亲戚们送给我一大堆香肠、腊肉，还买了一大口袋合江的柚子，无论如何要我带走。满脸尘埃地作别了我的故乡，我的口袋里，装满了沉甸甸的情谊，还有我百感交集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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